<xmp id="ao1l6"><ruby id="ao1l6"></ruby>

    <b id="ao1l6"></b>
    <b id="ao1l6"><address id="ao1l6"><dl id="ao1l6"></dl></address></b>
    <blockquote id="ao1l6"><video id="ao1l6"><menu id="ao1l6"></menu></video></blockquote>
  • <source id="ao1l6"><track id="ao1l6"></track></source>

    1. <video id="ao1l6"></video>
      首页>新闻>动态新闻

      军旅话剧历史发展面面观

      时间:2018年12月12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谷海慧

       

      话剧《红帆》剧照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剧照

       

      话剧《我在天堂等你》剧照

       

      话剧《黄土谣》剧照

        在中国话剧百余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军旅话剧”特指人民军队作家创作的,以战争生活、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塑造战斗英雄、革命领袖形象或表现和平时期军人境遇的话剧作品。作为中国话剧的一个重要类型和部队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它始终与革命战争历史进程、部队建设发展紧密结合,一方面实现着书写时代主题、弘扬正面价值、凝聚战斗力等重要功能,一方面不断在人物塑造方法、历史叙事视角、舞台实践方法等方面进行着艺术探寻。

        化装宣传

        八一南昌起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军旅话剧主要发挥的是战斗中的宣传和教育功能。早期军旅话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红色戏剧”总体是“政治戏剧”,其创作与演出方式更接近化装宣传。

        早在1927年8月,南昌起义胜利后第二天,庆祝革委会成立的军民联合会上就有戏剧表演。随后,部队撤离南昌远征广东的途中,小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的演出即在战斗和行军间隙,活跃了部队生活。1928年5月,两场话剧《打土豪》、独幕剧《收谷》、大型话剧《彭素娥》、四幕话剧《年关斗争》等在红四军宣传队的推广演出中起到了有力的凝聚人心作用。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里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文艺宣传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专门强调:“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要求在部队广泛开展演剧活动。从这时开始,红军戏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但有胡底、钱壮飞等文学艺术造诣颇深的人才致力于红色戏剧创作,更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李伯钊、沙可夫等人加盟。他们先后编创《明天》《骑兵歌》《最后的晚餐》《农奴》《为谁牺牲》等作品,将自己积累的观剧、演剧经验应用于部队“文娱活动”中,演出反响非常好,极大地推动了话剧编创,让戏剧在政治宣传教育中的力量也越发为人们所认识。这些“政治戏剧”的成功,将中央红军的戏剧创作推向了一个高潮。专业剧社相继成立,推出了《庐山之雪》《战斗的夏天》《南昌暴动》《杀上庐山》《广州暴动》《亡国恨》《血汗为谁流》等一批作品。从反映现实斗争与戏剧结构布局、戏剧冲突设置角度看,李伯钊的《战斗的夏天》可谓红色戏剧的佳作。一场成功的演出就是一次生动的教育课。即便艰苦的长征岁月里,分散到各部队中的文艺骨干也因时、因地、因势进行红色戏剧创演,产生了《一双草鞋》《我当红军去》等作品。在我军戏剧史上,大概没有另外一个历史时期,戏剧与政治结合得这样紧密,且如此有效。

        文艺救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旅话剧面临了严峻形势。尤其抗战初期,根据地多位置偏僻,部队又转战频繁,加之文艺骨干不足,军旅话剧的创演陷入困境。能够演出的,多是“七七事变”前的救亡戏和一些来自大后方的剧目,紧扣时势和“接地气”的新作品几乎没有。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宣传部、军委总政治部为繁荣部队文艺创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从组织领导到机构设置保障文艺活动的持续稳定发展。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5月晋察冀军区《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决定》等,都将戏剧活动摆在重要位置,由此产生了《流寇队长》《警号》《到山那边去》《丰收》《一个打十个》《粮食》等表现敌我斗争、表达抗战决心的戏剧。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作家的思想改造等问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到人民群众中,到火热斗争生活中去,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富于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形式。《讲话》引领了我军文艺包括话剧创作的新方向。延安根据地战斗剧社的文艺工作者率先改变了为展示自己“水平”而演大戏、演名戏的计划,转排自己创作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各根据地剧社也纷纷转向现实题材剧作的创排演出,涌现了成荫的《敌我之间》,杜烽的《党的孩子》《李国瑞》,胡可的《戎冠秀》,丁里的《子弟兵与老百姓》,刘桢原作、崔嵬改编的《十六条枪》,姚仲明、陈波儿合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等作品。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话剧创作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流脉,除了继续演出抗战题材作品外,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各部队新组建文工团的戏剧工作者们一面随军转战,一面创作了一些新作品,如胡可的《喜相逢》,李之华的《反“翻把”斗争》,林扬、严寄洲、刘莲池的《九股山的英雄》,陈其通的《炮弹是怎样造成的》等。整体看,在军事行动与战争环境影响下,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的话剧多为配合形势任务的急就章,合时合势,能激发斗志、鼓舞士气,但艺术上精良之作有限。

        重述历史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强调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正确方向。借助历史语境的特定需要与正面价值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旅话剧不但居于文艺格局的潜在中心位置,而且形成了以“神圣化”为核心追求的稳定的思想艺术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初,革命战争的记忆并不遥远,革命英雄的事迹还在眼前,出于说明革命之必然性、合法性与确立精神高标、珍惜现世生活的需要,重述革命历史与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成为时代选择。一时间,军旅话剧创作呈现出雨后春笋般勃勃生机。这种现象的发生自然与许多剧作家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有情感表达的需要有关,但更与他们确证政治选择正确、补充历史书写空白等意愿相关。因为,革命战争的历史,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这是一段文学艺术叙事的空白,剧作家们有责任补足这段空白,建立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此时期,作为对革命历史的一种经典化表述,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陈其通的《万水千山》、黄悌的《钢铁运输兵》、宋之的的《保卫和平》等作品,具有一定的典范价值。在胡可、傅铎、陈其通、黄悌、宋之的等人的创作示范下,百炼成钢的人物、险峻危急的环境、冲突集中的场景、雄浑刚健的气势,成为当时军旅话剧必不可少的叙事要素,并使之具有了独立的审美品格。此后,军旅话剧的创作保持了繁荣局面,又产生了《无名英雄》《把一切献给党》《东进序曲》《英雄万岁》《兵临城下》《豹子湾战斗》等影响一时的作品。除了通过革命历史故事确立正面价值,军旅话剧也没有放弃在现实警示中弘扬主旋律的努力。随着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大量取材现实、具有警示意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剧涌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这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剧中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将军事题材话剧的着眼点由战场、军营转移到城市生活中,并触及了军队内部思想的分歧和英雄人物思想情感的动荡,开拓了当代军事题材话剧的表现领域。

        今天看来,无论重述革命历史还是进行现实警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旅话剧在艺术经营上都煞费苦心。就写实主义手法的艺术运用而言,胡可、傅铎、陈其通、沈西蒙等人都相当精准、纯熟,无论剧情结构设计、叙事节奏把握、人物心理刻画,还是戏剧动作安排,都见得剧作家的努力与实效。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但革命战争、军营生活的特殊性,自然使军旅话剧与日常生活相疏离,而且在配合意识形态导向,高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精神与铁血、奉献精神等要求下,“神圣化”几乎成为军旅话剧唯一的思想标准与艺术方法。这一方面使军旅话剧成为超凡入圣理想的尘世表达,另一方面又使之具有浓重的高台教化色彩。

        受限于价值目标与艺术表现的超稳定性,在思想解放与艺术变革呼声四起的上世纪80年代,在戏剧观大讨论、实验话剧等潮流冲击下,曾居于话语中心位置的军旅话剧因缺乏创新而走向边缘。

        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大多军旅剧作家锁定革命历史题材,接续自身固有的神圣化传统,续写关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的神话。除了《这里通向云端》《宋指导员的日记》《高山下的花环》《蓝天,飘来一朵白云》等几部略有影响的与军营现实生活相关的作品外,“重述革命历史”之作构成了80年代上半期军旅话剧的主体。《曙光》《东进!东进》《西安事变》《秋收霹雳》《陈毅出山》《故都春晓》《彭大将军》《少帅传奇》《朱德军长》等作品,都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剧叙事风格,或钟情于英雄主义、铁血精神的书写,或着力于临危受命、足智多谋的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尤其白桦的《曙光》和丁一三的《陈毅出山》,在新时期之初影响深远。

        现实关切

        从1985年开始,“重述革命历史”的余热终于退去,《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天边有群男子汉》《我想跟你说句话》《天神》《天堂里来的士兵》《大趋势》《归去来》(又名《血染的风采》)、《雪峰恋》等一批观照现实的军旅话剧接踵问世。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军人们爱与痛交织的情感世界。此外,孟冰、李冬青合作的《她们没有墓志铭》虽然取材于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但格外关注的并非人物背后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经历了一场无声但却有力的变革,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等新的时代语境中,军旅话剧开始尝试由圣入凡,转向对军人日常人生的亲近、对他们情感与欲望的理解。这种致力“人化”、疏离宏大、回归日常的转向的直接结果是:90年代军旅话剧异军突起,不但数量众多,而且不断有质量上乘之作问世。这些作品包括:《天边有一簇圣火》《海军世家》《海边有个男儿国》《特殊军营》《绿色营地的女儿们》《战地玉人魂》《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虎踞钟山》《冲出强气流》《炮震》《“厄尔尼诺”报告》《绿荫里的红塑料桶》等。这些剧作将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导向性、教育性主题内化于生活细节与心灵活动中,既增加了主旋律话剧的艺术魅力,又拓展了其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剧作格外关注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将以往同类题材剧作中的英雄还原为凡人,开始呈现军人的世俗欲求、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普遍意义的苦恼。在不放弃弘扬主旋律的任务的同时,以前所未有的还原生活、深入人性的姿态,从具有特殊意义的战场、军营、礼堂走向日常生活空间,从对功勋、荣誉、纪律的宣扬转向对情感的描述,并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军旅话剧进一步加大自己的人性化、世俗化步伐,并着力于叙事角度、叙事方法的革新。剧作家们创作了一批既能有效弘扬正面价值,又能走进大众审美视野的军旅话剧作品:如绍武与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王俭的《爱你不容易》,黄定山根据裘山山同名小说改编的《我在天堂等你》,姚远根据江奇涛同名小说改编的《马蹄声碎》,孟冰的《黄土谣》《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唐栋、蒲逊的《红帆》《天籁》《支部建在连上》《共产党宣言》,王宝社的《让你离不成》《独生子当兵》与《独生女——让你任性》,孟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生命档案》,王宏、李宝群、肖力的《兵者,国之大事》,李宝群、王宏、肖力合作的《从湘江到遵义》等。在放弃提纯、还原真实,发现问题、确认价值,丰富手法、拓展风格等方面,这些剧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示范。同时,剧作家们也格外注重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从话剧本体性、而非工具性价值出发,寻求以最有效的艺术形式去碰撞、去打开接受者的心灵。

        一般而言,一部文艺作品一经诞生,便会担负某种特定的教化功能。“启发”“警示”“感染”“陶冶”等使命,似乎总难以与文艺作品摆脱干系。即便那些宣称为自娱而艺术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也不可能完全服务于自娱的需要,而总是会在接受者的视野被赋予上述某种使命。尤其军旅话剧,由于与政治宣传的先天关系,在教化与审美之间,难免会更注重教化功能的实现。不过,在时间的淘洗中,留下来的总是那些艺术上更为严谨或更有创新的作品,它们在历史途经之地,为部队文化艺术创作打上了一个又一个记忆的结。

      (编辑:秦兰珺)
      会员服务
      2018年亚博博览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