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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波澜壮阔 谱写华章

      时间:2018年12月19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李诗原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波澜壮阔 谱写华章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黄钟大吕,谱写华章。40年来的中国音乐创作、表演、教育、传播、研究5个领域都呈现出快速、活跃、繁荣、多元的发展态势,并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这个有机整体。
        音乐创作配合重大主题宣传活动而展开,依托艺术节、音乐节、演出季、音乐周和作品评奖、作曲比赛,寓于文化建设工程、文化扶植项目,得益于政府专项资金、社会资金的资助,服务于党的宣传工作、国家重大庆典,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国际文化交流,催生出一大批艺术个性鲜明、时代特色强烈的音乐作品。音乐表演则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既接受着市场经济的挑战,又分享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果实,不仅新组建了许多专业的交响乐团和歌剧院,而且还建成了许多华丽的大剧院、音乐厅,但更重要的是造就了大批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和指挥家,建立起了以演出为终端的音乐管理机制,形成以演出为主体的音乐文化产业。中国音乐教育40年的发展更为人瞩目。专门性高等音乐院校增至11所,再加上其他各类高等院校中的音乐学院(或音乐系),能颁发音乐类文凭的音乐教育机构数以百计,并都呈现出力求学科专业齐全、旨在培养各类专门音乐人才的价值取向,进而为40年中国音乐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音乐传播也从依赖纸质媒体、音像媒体的时代进入以网络为主导、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时代,成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乃至音乐教育、音乐研究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推手。音乐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也成为40年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层面,不仅推出了许多重要成果,而且还为音乐创作和表演提供参照、建言献策,其研究成果也极大程度上向教学转化,以丰富和发展其教学内容。
        正是基于音乐创作、表演、教育、传播、研究5个领域的协同与互动,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呈现出四种文化形态,并体现出各自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为精英文化的“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标志音乐艺术的高度;作为大众文化的“大众音乐-流行音乐”,满足着大众的审美需求;作为传统文化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维系着时代的传统文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音乐-军旅音乐”,给人民精神动力,鼓舞人民斗志,激励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
        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高度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作为一种总体上以现代音乐为标识的音乐文化,已充分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及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文艺春天,“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得以复苏并吐出新芽。伴随着“工具论”受到质疑,“二为”再度成为文艺方针,音乐界面貌也为之一新。现代音乐不再是那种患有“贫血症”的“形式主义”;音乐塑造艺术形象有其特殊规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而非“机械反映论”……这些理论命题逐渐成为中国音乐理论界的共识。
        在这种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语境中,一批中老年作曲家以反思历史为契机,重新开始了其现代音乐探索;一批青年作曲家在踏入音乐学院大门后不久,便透过对外开放的窗口领略到了西方现代音乐景观,并在由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戏剧、新潮美术、探索性电影等汇聚而成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推动下,成为“崛起的一群”。于是,作为学院派作曲家一种最具创新和探索精神、最具学术和技术含量的音乐实践,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领域整整持续40年,尽管其间曾受到外部的批判、内部的质疑,自身也曾有过激进后的疲软和退却,且而今因已失去“潮”的原动力不再是音乐主流,并未能在“主旋律”语境、大众音乐领域及实用层面有所作为,但在专业音乐创作领域,仍受到基于学术的尊重,成为“学院派”的一种文化标识。作为一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现代音乐思潮,它已圆满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不仅释放出了一种来自解放思想、反思重建的原动力,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文艺新潮的一个层面,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熟悉中国音乐创作的人都会发现,人们已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为一些作品中有那么几个不协和和弦或几段多调性的旋律而大惊小怪了,因为许多现代技法因素已完全融入那种基于传统音乐思维、注重音乐可听性的艺术和技术构思之中,进而被一种传统与现代交融、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音响所掩盖,并让人感到习以为常。这种作曲技术和艺术表现手段的拓展正是现代音乐存在的意义。现代音乐创作还是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正是在这种现代音乐探索和尝试中,中国第五代、第六代作曲家受到了良好的技术训练,进而使他们在运用传统作曲技术时更为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40年来专业音乐中的现代音乐探索推出一大批具有现代音乐风格的学院派音乐作品,遍及交响音乐、室内乐、钢琴音乐、艺术歌曲、民族器乐、大型声乐和歌剧等不同领域,使40年的“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显现出鲜明的现代风格和时代特色。其中,一些音乐作品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成为当代国际现代音乐舞台上的亮点和不可或缺的“中国作曲家作品”。
        但应看到的是,在国际音乐舞台上,这些作品已不再是那种来自东方古国的“土特产”,也不是那种迎合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东方意象”,而是一种以平等姿态“面对”(而非“跪对”“背对”)国际社会的中国当代音乐文化,成为立于国际音乐舞台上的中国景观,传递着中国声音,讲述着中国故事。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走向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与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化寄希望得到世界认同并跻身世界文化之林的文化理想、文化战略、文化自信是保持同一价值取向。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作为一种总体上以现代音乐为标识的音乐文化,已充分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及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如果说“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代表着一个时代音乐文化的高度,那么这40年的发展使得中国音乐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而且已站上了一个较高海拔的“高原”。
        “大众音乐—流行音乐”
        迅猛发展,占据大半壁江山
        “大众音乐-流行音乐”构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的一个重要层面,其传播空间、受众群体、市场份额,是其他文化类型的音乐无法匹敌的。
        与现代音乐有着相似境遇的是“大众音乐-流行音乐”,它代表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的另一个不可忽视、不可回避的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也是在禁锢后萌生崛起的,并同样沐浴着从对外开放窗口吹拂进来的海风。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率先有了轻音乐乐队和音乐茶座,在北京则有演唱会风格的“新星音乐会”。这大概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音乐萌芽。但直到1986年北京的“百名歌手演唱会”,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流行音乐才正式浮出水面,因为“流行歌”(pop song)和“摇滚”(rock & roll)两个典型的流行音乐品种已在演唱会上亮相。还是在这一年,通俗唱法开始成为CCTV电视歌手大奖赛的一个比赛项目,并逐渐与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三分天下,获得“正名”,进而占领歌坛中心位置,丰富着大众文化生活。还是在这一年,广州有了“新空气”音乐组合,北京则出现了“ADO”摇滚乐队。在接下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最能成为时代文化记忆的便是起于“西北风”、接续“中原风”“东南风”、转而“东北风”的中国原创流行歌曲。“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手和流行音乐词曲作家脱颖而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原创流行音乐宣告诞生,并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为经典。
        正因为有了流行音乐,以磁带为主体的中国唱片业进入快速增长期,一个巨大的流行音乐受众群也在与日俱增,产业链已现端倪,并率先分享着市场所带来的红利。1992年中国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流行音乐藉此进入快速发展期。歌坛引入完备的市场化机制,显现出完全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流行音乐进入一个“歌手时代”,而不再是此前的“作曲家时代”,并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局面。这还是一个依赖“器具”的时代,MIDI技术用于流行音乐制作,大大缩短制作周期;伴随着央视《东方时空》开播,MTV成为一种新的视听传达形式。MTV使流行音乐传播获得了更大空间,但也因此使流行音乐显露出从听觉艺术到视觉艺术的异化。再就是卡拉OK。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其独有的“参与感”培育出更多的音乐爱好者,使“人人都是歌手”成为可能,并真正使流行音乐成为一种大众文化。进入新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和变化在网络背景下显得更为变幻莫测。“网络歌手”“网络歌曲”成为流行音乐的关键词,各类娱乐性“选秀”电视节目成为流行音乐的重要推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流行歌坛,军旅歌手和少数民族歌手不断增多,于是流行音乐更为丰富多彩。但在后20年的歌坛,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并不多,让人记得住、传得开的作品更不多,一些“军”字头歌曲、一些烙上“少数民族”印迹的歌曲则成为亮点。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景观。40年的“大众音乐-流行音乐”,其题材内容是广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价值取向是,那种作为社会单元的“小我”受到关注,一种基于全人类和国际主义的爱和人文关怀袒露出来,更在意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偏爱作为日常生活的小型叙事。就其形式和风格而言,流行音乐毕竟是一种大众文化,拒绝深奥和晦涩,追求率真和直白,发乎性情,由乎自然,可谓“喜则欲歌欲舞,悲则如泣如诉”。总之,“大众音乐-流行音乐”构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的一个重要层面,其传播空间、受众群体、市场份额,是其他文化类型的音乐无法匹敌的,故就“体量”而言,它已占据当代中国音乐的大半壁江山。
        “传统音乐—民间音乐”
        无处不在,成为一种景观
        当代中国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类型,仿佛是一个远离时代的音乐文化,但又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音乐形态。
        当代中国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类型,仿佛是一个远离时代的音乐文化,但又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音乐形态,其中有那些束之高阁、奉为经典的古代音乐文化遗产,也有那种仍在当代音乐生活中扮演重要文化角色的民间音乐。
        的确,在弘扬、振兴民族文化,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大历史语境中,“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满足着当代中国多种文化战略和多重文化生活的需要,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形象呈现在当代音乐生活之中,成为40年来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层面。这首先是长安乐舞、敦煌乐舞、编钟乐舞等一批曾有过文字记录或器具、图像为证的古代乐舞在人们的发掘、考证、研究、想象、模仿中“复活”了。这些乐舞融歌、舞、乐于一体,有的旨在“仿古”,显露出力求恢复原貌的价值取向,有的则旨在渗入现代审美意识,使之在视觉、听觉上满足当代审美需求,都给人以种种关于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和文明的联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仿古乐舞”中,音乐都有赖于当代作曲家的创编。还是在弘扬、振兴、复兴的语境中,传统戏曲、说唱也呈现出一定的活跃度。伴随着戏曲现代戏的出现以及一些传统剧目“青春版”“少儿版”的推出,那种将传统戏曲呈现于当代舞台的美好愿望部分得以实现。然而,那“一板三眼”的戏剧推进节奏、以虚拟性为主的舞台视觉效果,还有那些关于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的故事,作为一种传统审美样式或审美理念,在网络时代已失去其抢夺文化娱乐市场份额的竞争力,尤其不能满足伴随网络和智能化手机成长的一代年轻人的审美和娱乐需求。但尽管如此,戏曲音乐、说唱音乐仍是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审美娱乐形式,并越来越与城市休闲和文化旅游拥抱在一起。
        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社会生活进一步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但另一方面又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多元化成为可能,显露出向传统社会、传统生活、传统道德恢复的迹象。以婚丧嫁娶、寻根问祖、祈福避害、顺应节气为契机的民俗和民间祭祀也热闹起来。于是,作为仪式音乐的民间音乐形态呈现出来,作为当代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部分,貌似后现代文化回归,但实则反映出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意识的根深蒂固。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或是出于对传统音乐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感叹和敬仰,或是出于对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或是出于文化市场商业化运作的选择和需要,一些原生音乐文化形态被充分挖掘出来,于是原生态乐种和原生态歌手进入文化市场。进入新世纪,原生态音乐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越来越成为亮点,并作为CCTV电视歌手大奖赛等电视节目中的一道独特景观。
        最后要说的是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和保护。改革开放前20年,集全国之力,编纂出版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后20年则有基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音乐遗产梳理。大到作为国粹的古琴曲、昆曲、京剧,小到地方小戏、乐种,许多都申报了“非遗”,列为保护项目。这些收集、整理和保护措施带来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发展。总之,古代乐舞艺术的复活,戏曲、说唱音乐的继承创新,仪式音乐的当代再现,原生态音乐的包装上市,传统音乐文化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形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文化中“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景观。
        “主旋律音乐-军旅音乐”
        集聚时代正气,铸就厚重的历史文献
        40年的军旅音乐用极富时代感的节奏与律动,表现出我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本色。
        最后要说的是“主旋律音乐-军旅音乐”。作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形态,“主旋律音乐-军旅音乐”循着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为建党、新中国成立、建军等纪念活动及香港、澳门回归等重大庆典纵情歌唱,为奥运会、残奥会、亚运会、全运会及系列大型国际会议增光添彩,为大兴安岭扑火、长江抗洪、汶川抗震呐喊助力,为“一带一路”展望美好图景、搭建文化桥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建立文化自信、集聚复兴力量,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历史时刻,见证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旋律音乐-军旅音乐”是一种具有极强包容性的音乐文化。它极大程度上运用了“专业音乐-学院派音乐”的技术手段,体现出了“大众音乐-流行音乐”的浅近和通俗,更得到了“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的滋养,并将这三种音乐文化形态紧密融合在一起,遍及声乐、器乐及大型舞台剧、歌舞晚会等多种样式,在“五个一工程”和“国家艺术基金”推动下,一些作品(包括大型歌舞)已达到思想精深、技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要求,毋庸置疑地成为催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形成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弘扬主旋律的重要形式、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主旋律音乐-军旅音乐”始终聚焦于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讴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关注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讲述红色革命历程,传递红色基因,歌颂英雄人物,集聚时代正气,以主题性大型歌舞晚会及大型歌剧、舞剧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央视春晚”“双拥晚会”等传播平台,用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充分展现出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
        军旅音乐作为“主旋律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极大巩固和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助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成为“主旋律中的主旋律”。40年的军旅音乐,始终循着人民军队的前进步伐,展现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军兴军的伟大成就;见证了我军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以体制编制调整为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精兵之路;见证了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目标的新军事变革;更见证了“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和斗争。透过一首首军旅歌曲,我们仿佛看到了陆军合成集团军、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组建、大裁军和精简整编,接管香港、澳门防务,参加国际维和;也仿佛看到了人民子弟兵执行一系列抢险救灾任务的身影;更看到了新时代南海维权、沙场点兵的生动场景。形象地说,40年的军旅音乐铸就一本厚重的历史文献——“歌声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形式和风格而言,一些歌曲旨在塑造军队形象,立意高远、威武雄壮、气势磅礴,用雄壮有力的歌声表现我军作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英雄气概;一些歌曲旨在表现军人风采,活泼乐观、朝气蓬勃、生动形象,用质朴流畅的旋律展现出新时期广大官兵斗志昂扬、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一些歌曲则旨在赞颂当代革命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讴歌军人甘于寂寞、甘于清贫、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和高尚品格,显露出一种对军人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认同,在委婉、流畅、优美的旋律中表达出了与“壮美”相对应的“凄美”,但最终又在家国情怀中使军人的奉献精神得以升华。总之,40年的军旅音乐塑造出了人民军队的新形象,展现出了广大官兵的新风采,反映出了基层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用极富时代感的节奏与律动,表现出我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本色。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音乐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这40年中国音乐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中获得动力的,是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环境的,更是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物质条件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音乐的发展,得益于逐渐富起来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的巨大需要,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和日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更得益于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强领导。但也应看到,中国音乐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从“高原”向“高峰”迈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进一步明确,进一步落实;摒弃一味追求商业利润的价值取向,克服艺术创作的粗制滥造,真正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编辑:白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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